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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寫者:顏孟賢

一、 文獻總覽與基本資訊

  • 篇名:面對它、接受它、處理它、放下它:台灣社會如何回應新冠疫情?(Face It, Accept It, Deal with It, and Let It Go: How Does Taiwan’s Society Respond to the COVID-19 Pandemic?)
  • 作者:洪世章、張淑珍、黃亭云
  • 來源:管理評論,2022,第41卷第4期,43-65。

 

二、 研究背景與核心概念:賦名視角(Framing Perspective)

 

新冠疫情(COVID-19)不僅是全球的健康危機,也對人類社會、產業經濟構成巨大威脅,並衍生出社會兩極化與反政府情緒等社會問題。因此,對疫情的理解和危機管理,不應只從生物醫學著手,更應該透過社會認知角度,來掌握社會輿論和公眾行為。

 

本研究的核心理論基礎是賦名觀點,主張議題或事件本身不具有客觀絕對的意義,而是透過不同的角度描述、定義與詮釋,就會產生不一樣的解讀。過去的管理學研究多聚焦於組織領導人如何塑造外界認知,但近年來,學者們開始意識到社群媒體在形塑和反映公眾輿論中的強大力量,尤其社群媒體更能反映社會更為隱性與多元的基層聲音。

 

三、 研究方法與情境:臺灣的Covid-19疫情處理

 

為了回答「臺灣的社會大眾如何看待與回應新冠疫情所帶來的危機?」此一研究問題,研究團隊選擇了臺灣最熱門的匿名社交平台之一Dcard作為資料來源。選擇Dcard是因為匿名論壇的使用者比起在實名制媒體上,更能夠真實地反映社會大眾的聲音。研究採用主題建模(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(LDA) 演算法)之質性研究方法,分析了Dcard平台上 COVID-19專版上近兩萬篇文章的數據。

 

主題建模透過字詞共現性進行文本內容分析,藉由得出的「主題」發展文本的潛在框架。臺灣從2020年初期成功阻擋疫情,長達八個月無本土案例,被讚譽為「防疫模範生」,但隨後在2021年4月下旬發生「3+11」事件導致疫情快速爆發。這種戲劇性的變化,使得研究能觀察社會大眾在疫情狀態不同時,其看待與回應方式的變化。

 

四、 主要研究結果:從積極防衛到順從接納

 

本篇研究將台灣社會看待與回應疫情的過程,歸納為四個連續的賦名框架階段:

 

1. 掌控(2020/01–2020/11):積極防衛與抗拒

        此階段的主導框架是「應變政策」、「國內外發展」和「日常影響」。民眾多認為只要遵守政府的防疫措施(如戴口罩、實名制),透過全民與防疫英雄的努力,一定可以「人定勝天」,戰勝病毒並掌控疫情的走向。這屬於制度策略回應中較積極的防衛式抗拒策略。

 

2. 質疑(2020/11–2021/05):情緒激發與不滿

        此一階段的主導框架是「情緒表達」與「社會安全」。由於政府鬆綁政策或境外移入造成防疫破口(如醫院群聚案、機組人員染疫),引發了民眾強烈的情緒反應。公眾開始對政府措施表示不滿與質疑,擔憂社會安全無法維持。這仍屬於積極的防衛式抗拒策略,但焦點轉向攻擊政府政策和防疫破口。

 

3. 妥協(2021/05–2021/10):無力感與順應現實

        在2021年5月本土疫情大爆發後,全台進入三級警戒。此階段的討論主導框架轉為「疑問與不確定」、「政策的實施」和「疫苗需求」。面對疫情失控、政府權力集中於疫苗決策,民眾開始出現失望和無力感的論述,雖然充滿疑問,但最終只能改變心態,向現實妥協與屈服。

4. 默認(2021/07–2021/11):坦然接受與共存

        此階段由「集體健康」和「疫苗副作用」框架主導。隨著疫苗覆蓋率提升,民眾在Dcard平台上大量分享和討論施打經驗。更重要的是,社會開始出現「與病毒共存」的聲音,認為一味防守不是長久之計,必須接受病毒在短期內不會消失的事實。這標誌著社會從「與現實妥協」,轉為「坦然接受與共處」。

 

以上四個階段的回應,完美體現了研究名稱的涵義——從最初的積極應對,到最終只能「面對它、接受它、處理它、放下它」的順其自然心態。

 

五、 理論與實務意涵:危機可控性與情緒驅動

 

本篇研究對於管理學界和實務界都提供了重要的啟發。在理論貢獻方面,首先,本研究擴充了危機回應策略的理論。透過引進制度回應策略的見解,研究指出行動者的危機回應策略會受到危機可控性的影響。當危機可控性高時(疫情平穩期),社會傾向採取積極防衛;而當環境變得高度不確定或不可控制時(疫情大爆發後),社會則轉向順從的順應式回應策略。其次,本研究提出情緒是賦名框架變化的潛在驅動因素。當激發民眾強烈情緒反應的突發事件發生時(如本土確診數遽增),不同於社會主導框架的聲音會在社群媒體上湧現,並產生自我強化效應,進而促使框架產生變化。此發現呼應了組織與管理學者應更重視情感在促發變革上的角色。

 

在實務意涵方面,本研究指出社會大眾對危機的看法會隨情境而異,政府或企業應採取相對應的權變因應策略。在疫情不嚴重時,民眾願意賦予官員權力來解決危機;但當疫情變得嚴重,民眾轉為相信「天命不可為」時,政府則不宜過於強調「防疫英雄」角色,而應轉而採取更多的宣導、溝通以及靜默的心態,攜手民眾度過危機。此外,管理者和政府官員應認知到群眾如何看待與回應社會議題,受到自上而下(傳統媒體)和自下而上(社群媒體)兩股賦名機制的影響。尤其當危機爆發時,決策者除了透過新聞媒體,更應關注大眾在社群媒體上的賦名,從多方管道瞭解社會基層的輿論走向,以便進行更有效的危機管理與控制。

 

總結來說,本篇研究透過對匿名社群媒體數據的深度分析,揭示了公共危機下台灣社會心理和行為框架的動態轉變,證明了公眾對危機的反應並非一成不變,而是如同變色龍般,隨著危機的「可控性」而調整其生存姿態。當人們無法掌控環境時,他們會學習放下對掌控的執著,轉而與不確定性共存,這正是這篇研究中最核心、也最富有人文關懷的管理意旨。

 

 *本文由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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